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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消息網9月10日報道 台媒報道稱，大陸推動收入分配改革，對象包括700萬名公務員。中共黨媒10日引述中國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胡穎廉分析指出，改革重點是提高基層公務員待遇。
　　據臺灣中央社9月10日報道稱，1949年之後，大陸已進行4次公務員薪資改革，但大陸基層公務員常為收入低大吐苦水，民眾又經常“吐槽”公務員的福利待遇。
　　中共黨媒人民網引述胡穎廉分析表示，根據2013年2月中國國務院轉發的《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若干意見》，新一輪公務員工資改革方案的重點應是提高基層公務員待遇。
　　胡穎廉表示，具體做法，一是規範公務員地區附加津貼制度；二是完善職務和職級並行的薪酬制度，開始推行公務員分類管理改革，將公務員分為綜合管理、行政執法和專業技術三類，為後兩類建立獨立的職務序列，薪資待遇不再與行政職務級別掛鉤。
　　【延伸閱讀】
　　公務員工資沿革：四次大改革有哪些亮點和遺憾
　　2014-09-10 05:37:21
　　編者按：公務員工資，一直是輿論熱點話題。目前，我國約有700多萬公務員。建立一個科學合理的工資制度，影響的顯然不只是公務員的個人福祉，更關係到國家的治理體系與成效。現行公務員工資制度施行於2006年，缺陷日益凸顯，改革亟待破局。一邊是基層公務員為收入低對媒體大吐苦水，一邊是公眾對公務員福利待遇的各種“吐槽”，到底是哪些因素掣肘公務員工資改革？新一輪公務員工資改革怎麼改？在收入分配改革全局中應處於怎樣的方位？對此，人民網特別推出“十問公務員工資改革”系列報道，與網友一起探討。
　　新中國成立以來，公務員工資制度共經歷了四次大的改革，分別是在1956年、1985年、1993年和2006年。縱觀歷次改革，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胡穎廉給出的感受是，“從固化到靈活，從粗放管理到精細規範，以及從平均主義到註重績效”。
　　建國後公務員工資歷經4次大改革
　　1956年6月16日，國務院通過了《關於工資改革的決定》，將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分為30級。同時為反映出各地生活成本差異，全國被分為11個工資區，第11類區工作人員工資比第1類區同級別人員工資高出30%。然而由於當時主流觀念對於物質報酬持否定態度，此後的工資管理並沒有完全按照上述《決定》進行。
　　1985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下達了《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資制度改革方案》。這次改革規定機關和事業單位人員工資由四部分組成。一是基礎工資，發放的金額不分職務等級和工作年限，所有人一樣。二是職務工資，職務越高得到物質回報越多。三是工齡津貼，主要根據工作人員的工作年限來定。四是獎勵工資，即來自所在單位行政經費的結餘獎勵工作績效好的工作人員。
　　1993年的《機關工作人員工資制度改革方案》明確提出，新工資制度要防止高定級別、高套職務工資等不良現象。與此同時，不再劃分工資區，而是引入了地區津貼。地區津貼包括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和地區附加津貼。此次改革強調在條件成熟時，對考核優秀和稱職的工作人員發放年終一次性獎金。
　　2006年6月14日，《國務院關於改革公務員工資制度的通知》出台。《通知》強調，要有效調控地區工資差距，逐步將地區工資差距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這次改革還對基本工資結構做了調整：基礎工資和工齡工資不再保留，級別工資權重有所加大。同時，公務員工資級別從原來的15級調整為27級。【1】【2】【3】
　　歷次大的公務員工資改革都有亮點和遺憾
　　對於歷次改革，胡穎廉認為都各有值得肯定之處和些許遺憾：
　　1956年改革實現了從供給制到貨幣制的跨越。然而該制度中不區分具體項目，直到1985年“結構工資制”的改革調整才解決上述問題。
　　1985年改革剝離了企業工作人員的工資部分。但這次改革存在一些弊端，比如獎金原則上是給績效較好的員工，實際執行中則是人人有份；過度強調職務對工資的決定作用，造成了高職位不當擴張的弊端。
　　1993年改革讓機關工作人員與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脫鉤，同時明確要防止高定級別、高套職務工資等不良現象。但是，雖然這次改革制定了用於補償機關工作人員在不同地區生活成本的地區津貼制度，卻恰逢我國地方政府預算外資金急劇擴張，導致地區間和部門間的巨大工資差成為1993年工資改革的硬傷，也成為2006年改革啟動的主因。
　　2006年改革在大幅提薪的同時，統一了公務員工資級別。但是在政策執行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如工資統發和激勵機制等問題。胡穎廉舉例，如工資統發中有相互依賴關係的部門太多，沒有一個主體有最高的權威。還有，對一線執行人員設立相應的激勵措施是很有必要的，但這又違反了2006年改革的要求。
　　胡穎廉對公務員工資改革總結脈絡稱：“理論和經驗均表明，有效的公務員工資制度必須兼顧效率與公平兩大要素。”【1】【2】【3】
　　新一輪公務員工資改革已明確目標和方向
　　根據2013年2月國務院轉發的《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若干意見》工作任務，胡穎廉就新一輪公務員工資改革方向表示，此次改革的重點應是提高基層公務員待遇，具體做法有兩點，一是規範公務員地區附加津貼制度；二是完善職務和職級並行的薪酬制度。
　　“公務員隊伍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載體和支撐，基層公務員更是上情下達的關鍵環節”，胡穎廉認為，規範公務員地區附加津貼制度，能夠有效解決地區差別不合理的問題。現實中，省與省之間最高和最低津補貼相差可達3至4倍，同一省內不同地區也存在差距，不僅挫傷了積極性，也直接影響行政效率。
　　其次，完善職務和職級並行的薪酬制度，就需要在“升官”的狹窄路徑之外，拓寬“職級”這條路。這方面深圳走在全國前列。作為人社部批准的全國聘任制公務員制度試點，深圳於2007年和2009年分兩批招聘了53名聘任制公務員。2010年1月1日起深圳規定所有新進入行政機關的公務員，一律實行聘任制。同時開始正式推行公務員分類管理改革，將公務員分為綜合管理、行政執法和專業技術三類，併為後兩類建立獨立的職務序列，工資待遇不再與行政職務級別掛鉤。
　　“新一輪公務員工資改革將延續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導向，更加註重公平正義，而且註重從制度設計上找尋出路。”胡穎廉如是表達對未來公務員工資改革的期待。
　　編後語：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人社部副部長何憲透露，公務員工資制度將面臨改革，方向將是縮小地區差距、形成合理的地區之間工資關係，建立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增長機制；此外，工資分配上要註意向基層傾斜。上述表態道出了目前公務員工資制度的哪些問題？請關註下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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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問公務員工資”之一：普遍對收入不滿【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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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層公務員成重點受巴結對象:收你錢財給你關照
　　2014-09-03 08:53:44
　　基層環保部門執法者，3000元、5000元的紅包隨手就收，甚至彼此之間互不避諱幫忙代收轉交；基層查違部門執法者，票子、房子、金子，樣樣都敢收，還不少收……手握實權的基層執法人員，官雖不大，但卻有著足以扼住企業咽喉的權力，並藉此吃拿卡要。而更為嚴重的是，這類“蠅貪”問題帶有群體性。
　　《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期調查發現，不僅環保系統，很多領域的基層公務員，由於手握執法權，雖然級別低，但卻成為違法違規者重點巴結的對象。“收你錢財，給你關照”成了基層執法者與企業之間一種心照不宣的“潛規則”。而在這種“潛規則”下，制度、法規形如廢紙。
　　卡住轄區內企業的咽喉通吃大小紅包各類禮品
　　有些基層工作人員，手中的權力不算大，但擅長運用的話，足以卡住轄區相關企業的咽喉。他們大小紅包各類禮品通吃，但互相之間並不避諱，以至於受賄還帶有群體性。據辦案檢察官說，在傳統節日，送禮的送得理直氣壯，收禮的收得心安理得。這是一種利益的互換，是一種細水長流的腐敗。
　　“某公司老闆黃某請我吃飯並給我送了一個裝有3000元的牛皮紙信封、某公司總經理杜某到我辦公室送給我一個裝有5000元人民幣的白色信封 、 某 公 司 老 板 梁 某 請 我 吃 飯 並 送 我 一 個 裝 有3000元港幣的信封、某公司老闆鄺某請我吃飯並送我2000元人民幣、某公司總經理袁某在我家附近給我送了一個裝有3000元人民幣的信封……”僅2013年中秋節，深圳寶安區環境保護與水務局執法員梁某就收了多個紅包。
　　2014年上半年，深圳檢察機關查處環保系統受賄案9件9人，目前正陸續進入審查起訴環節，其中2人已被提起公訴。
　　辦案檢察官告訴記者，2014年上半年查處的9名環保部門基層公務員，無一例外都存在過年過節大肆收受轄區內企業紅包禮品的情況，“少則價值一兩千，多則上萬元。”
　　除現金外，梁某還在2013年中秋和2014年春節收到企業送上的兩部iphone手機。寶安區環境保護和水務局環境監督科副科長譚某供認稱，除了收受紅包外，還多次收受了轄區內企業送的購物卡、名酒等。
　　辦案檢察官說：“收受紅包禮品在這些人員之間並不是秘密，甚至還多次出現代收轉交的猖狂局面。”
　　“在傳統節日，送禮的送得理直氣壯，收禮的收得心安理得。”辦案檢察官說，“這是一種利益的互換，是一種細水長流的腐敗。然而由於數據偏多，加上人員流動等，導致辦案人員難以核實一些細節。”
　　一位辦案檢察官用“蠅貪”來概括這些涉案人員的特性：這些人都是正式的國家公務人員，但級別不高。他們都是基層工作人員，手中的權力不算大，但擅長運用的話，足以卡住轄區相關企業的咽喉；他們每次收的錢都不算太多，最常見的是三五千左右，但累計起來往往能達到數萬甚至數十萬元；他們大小紅包各類禮品通吃，但互相之間並不避諱，以至於受賄還帶有群體性。
　　“紅包開道”查違者成為護違者違建泛濫“收你錢財給你關照”
　　“個別協管員收紅包的胃口比正式工作人員還大。”龍崗區檢察院檢察官廖芸說，這些落馬的正副隊長考慮到自己仍有發展空間，受賄時有所掂量，“不是所有的錢都收”，但臨聘人員似乎無此顧慮。觀瀾執法隊協管員李政庇護一處違建順利完工，收取了100多萬元好處費，因此於2014年7月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
　　記者發現，不僅環保系統，很多領域的基層公務員，由於手握執法權，雖然級別低，但卻成為了違法違規者重點巴結的對象。“收你錢財，給你關照”成了基層執法者與企業之間一種心照不宣的“潛規則”。而在這種“潛規則”下，制度、法規形如廢紙。
　　記者從深圳市人民檢察院瞭解到，2013年至今，深圳共有15名街道查違人員因在查違中涉嫌職務犯罪被檢方審查起訴，收受的賄賂從幾萬元到上百萬元不等。
　　2008年底，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承包了大鵬新區葵涌街道的拆違工程，為獲取非法利益，公司老闆徐某某經常弄虛作假。而負責審核工程量的大鵬新區葵涌街道綜合執法隊隊長張慶雲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怎麼報就怎麼簽”。在拆除一個蝦苗廠時，對方報了1400多平方米的工程量，張慶雲明明記得該蝦苗場只有400多平方米，覺得“做得太過”，對方卻嘿嘿地笑不解釋，張慶雲還是按照報的工程量審批了。徐某某先後送給張慶雲人民幣4萬元、港幣30萬元。
　　2014年8月，檢方指控大鵬新區葵涌街道綜合執法隊隊長張慶雲在2008年至2012年期間利用職務之便，為違建者謀取利益，收受6名當事人賄賂共計現金人民幣19萬元、港幣30萬元。其中包括在審查拆除違建工作量時放任相關拆除公司虛報工作量，向違建者承諾沒有投訴即可繼續違建導致違建順利完工等。
　　黃某某欲將一處私宅拆舊蓋新，打地基時，新安街道執法隊責令其停工。黃某某請求執法隊長嚴太龍關照，送上一塊重500克的周大福金塊。地基打好後，執法隊又到現場要求停工，黃某某又送上300克周大福金塊。經鑒定，這些金塊價值人民幣31萬餘元。於是嚴太龍“沒有太為難他”，至案發時，該違建已建到11層。
　　2014年2月，檢方指控寶安區新安街道執法隊隊長嚴太龍放縱行賄人在其轄區內肆意違建，並幫行賄人優先承接違建拆除工程，受賄74萬元、黃金800克。
　　2013年11月，大鵬新區大鵬辦事處黨工委委員、綜合執法隊隊長張耀坤被提起公訴。檢方指控其在查違等過程中受賄61.3萬元。
　　除上述這3位執法隊正職幹部外，2013年至今，還有6名執法隊副職幹部因查違中涉嫌職務犯罪而被查處。他們是：寶安區觀瀾街道執法隊副隊長盧少育、寶安區沙井街道執法隊副隊長黃偉良、龍華新區民治辦事處執法隊副隊長艾程、龍華新區民治街道執法隊副大隊長吳某青、大鵬新區葵涌辦事處規劃土地監察副大隊長譚巧雄、大鵬新區葵涌街道執法隊副隊長連立新。
　　其中，龍華新區民治街道執法隊副隊長艾程為違建者提供庇護，在執法檢查時走過場，獲得違建者送上的一處100平方米、價值80萬元的舊改房。
　　“個別協管員收紅包的胃口比正式工作人員還大。”龍崗區檢察院檢察官廖芸說，這些落馬的正副隊長考慮到自己仍有發展空間，受賄時有所掂量，“不是所有的錢都收”，但臨聘人員似乎無此顧慮。觀瀾執法隊協管員李政庇護一處違建順利完工，收取了100多萬元好處費，因此於2014年7月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
　　檢方表示，違建者稱，“送了錢，對方就會少查、不查”。因此查違“貓”和違建“老鼠”之間已形成了“互利互惠”的默契。
　　而記者採訪瞭解到，除了環保、查違部門外，海關、質監、稅務、教育等多個系統的具有實權的基層公務員都存在收受紅包的貪腐行為。
　　今年3月以來，深圳皇崗海關物流監管處8名科級幹部因涉嫌放縱走私罪陸續被檢察機關立案偵查。
　　“以前辦過一個案子，一個安監站的工作人員，到工地上走訪，工地最少要給2000元紅包，有時一天能走4個工地。一年就能收了幾十萬。”一位檢察官說。
　　一位建築施工企業項目經理告訴記者，“每回做項目，都得請質檢站的人吃飯，送紅包。這樣，他們來檢查時，就不會刁難我們，隨便看看，就過關了。”
　　而一位美容院的財務負責人說，“有的時候我們‘進貢’晚了，稅收專管員就打電話給我，美其名曰是問我最近企業經營情況為什麼不太好，交稅少了，實際上就是等著我明天給他送紅包。”
　　違規執法將“黑”企業洗“白”“蠅貪”手握實權不作為亂作為
　　2013年11月底，寶安區環境保護與水務局執法員張某在執法大檢查時，採集了某公司的廢水處理設施排水口水質樣品，準備送去檢測。該公司負責人立即打電話過來，明確說其公司的水質“不達標”，希望張某幫忙“處理”一下採集的水樣。張某心領神會，將放在執法車上的該公司水質樣品瓶內的大部分水樣倒掉，並加滿礦泉水，使該公司的水樣順利“達標”。
　　“必須和環保部門搞好關係，希望他們對我的污水運營項目和我負責的污染企業關照一下。”一位環保科技公司負責人說。
　　環保執法人員本應致力於保護環境，然而在“潛規則”下，這些“蠅貪”卻放任行賄企業大放污水。他們究竟是如何“關照”行賄企業的呢？
　　———違規辦理環保批文。有市民多次投訴有污染源導致其住宅區周邊長期瀰漫著一股刺鼻臭味。“當時這個群眾投訴可能導致該工廠停止生產甚至搬遷”，深圳南山區環保與水務局執法員李某供認說，環保人員檢查時發現該企業沒有辦理環保審批手續，但在“潛規則”之下，李某幫助該公司辦理了環保批文，並“熱情”地到該公司現場指導如何應對群眾投訴和環保檢查。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某工程公司在施工中，因違規超時施工，被南山區環保與水務局執法員李某多次下令整改，該工程公司董事長羅某約李某吃飯，李某暗示要他給紅包。“我們工程中確實有超時施工等違規行為，工地如果不超時施工就趕不上工程進度，沒送錢的時候他經常給我們發整改通知書，影響我的工程進度；給他送錢之後，工地就能在晚上超時施工，也沒有被開罰單處罰了。”對此，李某也供述稱，“我在他違規施工的時候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萬一有人投訴他，我可以先打電話告訴他趕快停止施工，這樣他就不會被查到了。”
　　———掉包水質樣品。2013年11月底，寶安區環境保護與水務局執法員張某在執法大檢查時，採集了某公司的廢水處理設施排水口水質樣品，準備送去檢測。該公司負責人立即打電話過來，明確說其公司的水質“不達標”，希望張某幫忙“處理”一下採集的水樣。張某心領神會，將放在執法車上的該公司水質樣品瓶內的大部分水樣倒掉，並加滿礦泉水，使該公司的水樣順利“達標”。
　　如果樣品已被送進了檢測站，也依然有辦法“操作”。如2012年5月某公司運營的一個項目的水樣被採集送進了檢測站，該公司經過自己化驗發現指標超標，於是公司負責人趕緊打電話給寶安區環境保護與水務局下屬環境監測站的站長李某，李某則直接去了樣品保管室，用自來水稀釋送來檢測的樣品，確保樣品檢測“達標”。
　　———修改檢查筆錄。2013年中秋前，寶安區環境保護與水務局執法人員在檢查中，發現某公司有擴大生產規模，其增設的工藝違反了環保規定。檢查完的第二天，該公司總經理即找到執法員梁某，希望能在檢查筆錄中給予關照。執法員梁某馬上答應，併在檢查筆錄中刪除了關鍵字眼。
　　———降低檢查頻率。“送錢後，執法員就沒有經常來查廠了。”一位行賄人員坦言，“在現場監測中如果發現我們公司運營的項目有問題，他們會在現場向我提出，我會立刻安排人員進行整改。如果不是對我關照的話，他們也可以按照規定製作筆錄，向我公司直接開出罰款單。
　　權力缺少監督滋生腐敗“蠅貪”成群危害如虎
　　不少剛進入公務員隊伍的年輕人，就是被這種風氣帶壞了，對紅包習以為常，沒有紅包反而覺得不正常。“蠅貪”群出，不僅滋生了“送票子”的畸形社會風氣，同時也攪渾了基層公務員隊伍，若不及時扭轉這種局面，小蒼蠅遲早會被養成大老虎。
　　在基層執法檢查中，對一個企業多查幾次還是少查幾次、怎麼查、查到了怎麼處理，實際上是一種隱性的權力。
　　正如一位行賄人員說：“他們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卡我。”於是企業“送錢”與“沒送錢”、環保部門工作人員“關照”與“不關照”，便成了一道選擇題。
　　“只要有權力存在，一旦監督管理不到位，就難免會出現腐敗。”一位辦案檢察官說，“‘蠅貪’單個看來似乎不大，但常常群體性發案，危害不小。”
　　辦案檢察官認為，基層公務員平時不容易引起社會的關註，加上行受賄又往往限於在企業與工作人員之間，次數較多但數額零散，也造成了基層腐敗問題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發現難、查證難。“例如教育腐敗，一般來說，單個家長的行賄金額不會很大，即便抓到受賄者也很難重罰。往往行賄家長又不願意舉報，要找到很多行賄的家長，共同指證同一個受賄者很難。”
　　正因如此，一旦監督長期缺位，勢必造成一些潛規則盛行，違法人員膽子越來越大，各種違法違規的形式層出不窮。
　　檢察官說，不少剛進入公務員隊伍的年輕人，就是被這種風氣帶壞了，對紅包習以為常，沒有紅包反而覺得不正常。“蠅貪”群出，不僅滋生了“送票子”的畸形社會風氣，同時也攪渾了基層公務員隊伍，若不及時扭轉這種局面，小蒼蠅遲早會被養成大老虎。
　　基層公務員直接與企業、群眾打交道，是法治政府、廉潔政府的“第一道門面”。在“打虎拍 蠅 ” 當 中 ， 應 當 加 強 對 “ 微 權 力 ” 的 監 督 約束，杜絕基層“微權力”尋租。這樣才能讓基層群眾真切地感受到反腐帶來的清新之風，凈化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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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州出台公務員誠信量化考核：戀愛關係不正當扣分
　　2014-08-25 07:35:26
　　我市出台公務員誠信量化考核標準
　　酗酒、戀愛關係不正當，統統扣分
　　加強公務員誠信教育，增進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度，拉近與群眾的距離，我市公務員局出台公務員誠信量化考核標準。按條加分、扣分，與考核、獎懲、晉級等掛鉤。
　　考核標準分為4個方面
　　鄭州市公務員誠信量化考核標準按職業道德、家庭美德、社會公德、個人品德4個方面進行考核。得分由基本項、加分項和扣分項3部分構成。每個方面基本分25分，符合衡量標準即可獲得。
　　量化考核標準還明確了加分標準。符合以下9種情況，每種情況加2分。
　　具體為：受到服務對象書面表揚的，工作業績突出受表彰的，被評為“文明家庭”、“文明市民”、“道德模範”的，參加獻血活動的，主動捐助希望工程、參與結對幫扶活動一年以上的，參加志願者活動成績突出的，見義勇為受表彰的，拾金不昧受表彰，做出其他貢獻的。
　　設立舉報投訴窗口
　　量化考核標準提出，對出現的30種情況，將被扣分，如服務水平不高，對待群眾冷、硬、橫、推，被有效投訴的；利用職權，吃、拿、卡、要、收，謀取私利的；上班時間在互聯網瀏覽與工作無關網頁、玩游戲、炒股票、看電影、上網聊天或進行其他娛樂活動的；違反請銷假制度，無故曠工、遲到、早退、脫崗、串崗的；有不正當婚戀關係經教育無效的；婚喪嫁娶大操大辦造成不良影響的；違章搭建、不按規定裝修房屋影響鄰居生活的；違反規定飼養寵物妨礙社區民眾的；惡意透支銀行卡，拖欠貸款欠款不按時歸還的；迷信鬼神占卜算命的；出入不健康娛樂場所的；有聚眾賭博行為的；有經常性酗酒、醉酒行為的等。
　　通過設立舉報投訴窗口，建立誠信檔案，監督記錄公務員的失信行為。同時將公務員誠信量化指標納入公務員績效考核和“人民滿意的公務員”考核指標體系，將公務員的誠信行為與公務員的考核、獎懲、晉級等掛鉤，形成對公務員完善的監督機制。(記者 冉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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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一街道辦公務員：我月薪3000多元 沒有其他收入
　　2014-08-21 11:05:19
　　原標題：“我一個月3000多元工資，沒有其他收入”
　　實習生 陳思亦 本報記者 辛明《 中國青年報》（ 2014年08月21日11 版）
　　2013年9月，剛剛從北京某高校本科畢業的李明（化名）正式成為北京市某街道辦公務員，現在距離轉正還有1個月。李明說：“來之前我就知道工資不高，做的事情比較雜，加班沒有加班費。工作快一年了，我覺得還行，沒有太大落差。年輕人不要給自己定太高的起點，不要眼高手低，要正確認識自己。哪怕不當公務員，在企業，你也要從頭做起。”
　　李明所在科室一共有4個人，一個正科長，一個副科長，一個主任科員，還有他。科室主要負責外宣工作，宣揚街道的精神風貌。李明說，基層單位，事情多，也比較雜，有時會很忙。
　　他們把媒體分為中央級媒體、市級媒體、區級媒體等。在紙質媒體里，李明接觸最多的是區級媒體和個別市級媒體。
　　街道舉辦活動時，李明就會給對接的媒體記者打電話，請他們來參與。前段時間，街道創辦了一個幫助本街道剛畢業的、失業的、閑賦在家的人員就業的活動，邀請了不少企業。李明就給媒體打電話，告訴他們活動有什麼特點和意義，希望他們能過來看看。
　　李明所在的科室會定期統計街道出現在媒體上的報道有多少篇。其中，李明的工作就是做剪報：首先把報紙上的報道剪下來，保存；然後做一個EXCEL表格，記錄每篇報道發在哪一份報紙、哪一期、哪個版、記者是誰。
　　平時，李明還要負責打理街道辦的政務微博。李明說，全市各機關都有微博，負責打理微博的人叫“網評員”，每個社區都有一個網評員。李明說：“有些街道辦不是特別重視微博。但我覺得，網絡媒體是很重要的，有些網友不會特別理性地看待一些問題，很容易被謠言或者一些錶面的情況蠱惑，這時從政府的角度去闢謠，去解釋，對消除負面影響很有幫助。”
　　李明覺得，對於在網上反映問題的人，要保持一個良好的態度，告訴對方問題怎麼解決。只要措辭謙虛一點，理性地跟對方交流，對方都會通情達理。
　　李明每天要先登錄政務網後，才能上外網。政務網一人一個賬號，每個人有固定的IP地址。上班期間玩游戲、購物、看視頻、炒股都屬於違紀行為，會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如果瀏覽購物網站，監督機構會計時；如果炒股、玩游戲、看視頻，不會計時，而是直接記錄下來，定期通報給所在單位領導，單位領導會視具體情況進行處分。如果需要上網給單位買東西，要提前跟領導報告，部門同意後，再在紀委備案。
　　李明說，從開始工作到現在，雖然工作內容沒有什麼變化，但他的領悟有所不同。“在工作中，我在慢慢成長。比如，剛開始需要別人告訴我怎麼工作，現在我得自己考慮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自己要去給自己找活兒，去思考，而不是等領導來告訴你。”
　　“現在進來的很多大學剛畢業的公務員，文化素質相對來說比較高，受過高等教育，知道是納稅人在養著我們，明白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政府，在溝通中民眾有什麼怨言，我們都要受著。我覺得這一點上，我和我周圍的人做得還算可以。”李明說。
　　除了工作，李明平時在自己租住的地方很多時間都用來看書，小說、雜文和學術類、時政類的書他都看，“人就應該多看書”。
　　李明跟單位同事合租了一套六七十平方米的房子。李明說，他現在月工資3000多元，每月800元的房租是最大的一筆開支。此外，每月還有150元水電費，吃飯700元，和朋友聚會、唱歌600元，手機費100元，交通費100元。最讓李明頭疼的是朋友結婚，他要隨份子錢。他說，按照北京的水平，只要認識就得送500元，平均下來每個月有一到兩個人情。“每個月剩不了錢，不借錢就不賴了”。
　　李明認為，網上有些人對公務員漲薪提出質疑，甚至會罵，是有一些原因和誤區的。
　　“一是他們把公務員等同於官員，但是全國幾百萬名公務員，只有很少是有實權的領導，其他的就是像我們這種基層的人。每個月打到我卡上的是3300元，轉正後能增加600元左右，就算轉正了工資也高不到哪兒去。
　　“我們在網上會看到很多報道，說公務員很清苦，下麵的評論有90%都會說，哭窮你為什麼不出來，為什麼不辭職？你說你工資少，你為什麼不把你的灰色收入、你的獎金拿出來呀？我們不能說灰色收入是完全不存在的，但是什麼叫權力尋租？用權力換取金錢、利益的是我們這些普通的公務員嗎？不是，我們手頭沒有權力。你沒有權力，別人憑什麼給你錢啊。當然，權力換金錢這種行為我們是完全抵制的，現在中央也出台各項規章制度規範領導幹部的行為，讓權力尋租沒有土壤。北京自從實行陽光工資以來，我們工資已經很多年沒漲了，我們科長的工資也就比我高3000多元，但是科長已經工作30多年了，你說這個上漲速度多慢。”李明說。
　　李明贊成對公務員財產進行公示，他覺得民眾反對給公務員加薪，就是因為信息不透明，“我一個月3000多元工資，沒有其他收入”，因此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科學的、系統的財產公示制度很有必要。“有些地方已經在試行了，阻力肯定有。國家可以從我們這一屆和前兩屆開始試行，比如在要提拔我們之前，跟我們簽財產公示協議，如果不簽，就不提拔，我覺得這樣挺好。”
　　李明說，在公務員待遇方面，他希望能有一套既能夠和個人為社會作出的貢獻相匹配，同時又能正常增長的工資機制。“起碼你要跑得贏CPI吧。物價在漲，房價在漲，工資不漲，這些年輕的公務員連家都養不起，怎麼能好好工作？”
　　過去一年裡，李明感受到了一些“待遇”上的變化。“在中央還沒有明確下達規定前，單位會定期每一兩周給大家發些福利，比如雞蛋、牛奶、水果、面等。規定出來後，就突然沒了”。
　　“說句實話，我還是挺贊成的，省得讓普通老百姓說我們拿著政府的錢什麼都發。”李明說。
　　對於公款吃喝問題，李明很堅定地告訴記者“沒有”。
　　“領導因為某件公事讓我們去陪酒，沒有。企業埋單吃喝的情況，也沒有。就算同事出去吃飯，也是自費。公款現在卡得特別嚴，辦公室買個辦公用品都要領導先簽字，財務科科長再簽字，然後才能報銷。人家企業裡面還有組織出去旅游的，我們沒有。”
　　在公車使用上，李明感到變化也很明顯：以前都是坐車的，現在不僅自己騎自行車，領導也是能騎車就騎車，公車主要是去區里領材料時用，因為要拉的東西太多，自行車拉不動。
　　工作快一年了，李明覺得自己在心境沉穩、做事考慮周全上還需要磨練。他希望能夠更好地把本職工作做好，在基層中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
　　未來，李明想去邊疆地區掛職歷練兩三年。由於政策要求必須至少在原單位工作滿四年才能提出申請，所以李明打算四年後提交申請，鍛煉兩三年後再回到原單位。
　　之所以有這個打算，他說，主要是認為自己能力還不足，年輕人需要鍛煉，尤其在基層。想去邊疆，是因為那裡相對來說偏遠一點，肯定得吃苦，更能磨練人。
　　另外，他覺得公務員晉升渠道太單一，一個科員要熬很多年才能成為領導，基本上都是以熬資歷為主，而絕大多數公務員是到不了領導崗位的。
　　他說，按照3年提拔一級來算，一個科員，3年後是副主任科員，6年後是主任科員，9年後是副處，12年後是正處，“但這種情況豈止是一帆風順，簡直就是‘坐直升機’。一般來說，沒有這樣的。我們單位有的同志40多歲了，還是副主任科員，比我高一級。照這樣的話，到退休的時候，也就混到主任科員。”
　　對於年輕人來說，需要有施展自己的平臺。李明希望通過去邊疆鍛煉，豐富自己的閱歷，以後的晉升渠道也許能更寬一點。
　　“在邊疆肯定會遇到很多在原單位不同的情況，遇到的東西多了，懂的也就更多了。”李明說。辛明
　　【延伸閱讀】
　　北京年輕公務員:月薪3000多元 沒其他收入
　　2014-08-21 10:02:33
　　原標題：一位北京年輕公務員“渴望在基層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 “我一個月3000多元工資，沒有其他收入”
　　2013年9月，剛剛從北京某高校本科畢業的李明（化名）正式成為北京市某街道辦公務員，現在距離轉正還有1個月。李明說：“來之前我就知道工資不高，做的事情比較雜，加班沒有加班費。工作快一年了，我覺得還行，沒有太大落差。年輕人不要給自己定太高的起點，不要眼高手低，要正確認識自己。哪怕不當公務員，在企業，你也要從頭做起。”
　　李明所在科室一共有4個人，一個正科長，一個副科長，一個主任科員，還有他。科室主要負責外宣工作，宣揚街道的精神風貌。李明說，基層單位，事情多，也比較雜，有時會很忙。
　　他們把媒體分為中央級媒體、市級媒體、區級媒體等。在紙質媒體里，李明接觸最多的是區級媒體和個別市級媒體。
　　街道舉辦活動時，李明就會給對接的媒體記者打電話，請他們來參與。前段時間，街道創辦了一個幫助本街道剛畢業的、失業的、閑賦在家的人員就業的活動，邀請了不少企業。李明就給媒體打電話，告訴他們活動有什麼特點和意義，希望他們能過來看看。
　　李明所在的科室會定期統計街道出現在媒體上的報道有多少篇。其中，李明的工作就是做剪報：首先把報紙上的報道剪下來，保存；然後做一個EXCEL表格，記錄每篇報道發在哪一份報紙、哪一期、哪個版、記者是誰。
　　平時，李明還要負責打理街道辦的政務微博。李明說，全市各機關都有微博，負責打理微博的人叫“網評員”，每個社區都有一個網評員。李明說：“有些街道辦不是特別重視微博。但我覺得，網絡媒體是很重要的，有些網友不會特別理性地看待一些問題，很容易被謠言或者一些錶面的情況蠱惑，這時從政府的角度去闢謠，去解釋，對消除負面影響很有幫助。”
　　李明覺得，對於在網上反映問題的人，要保持一個良好的態度，告訴對方問題怎麼解決。只要措辭謙虛一點，理性地跟對方交流，對方都會通情達理。
　　李明每天要先登錄政務網後，才能上外網。政務網一人一個賬號，每個人有固定的IP地址。上班期間玩游戲、購物、看視頻、炒股都屬於違紀行為，會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如果瀏覽購物網站，監督機構會計時；如果炒股、玩游戲、看視頻，不會計時，而是直接記錄下來，定期通報給所在單位領導，單位領導會視具體情況進行處分。如果需要上網給單位買東西，要提前跟領導報告，部門同意後，再在紀委備案。
　　李明說，從開始工作到現在，雖然工作內容沒有什麼變化，但他的領悟有所不同。“在工作中，我在慢慢成長。比如，剛開始需要別人告訴我怎麼工作，現在我得自己考慮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自己要去給自己找活兒，去思考，而不是等領導來告訴你。”
　　“現在進來的很多大學剛畢業的公務員，文化素質相對來說比較高，受過高等教育，知道是納稅人在養著我們，明白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政府，在溝通中民眾有什麼怨言，我們都要受著。我覺得這一點上，我和我周圍的人做得還算可以。”李明說。
　　除了工作，李明平時在自己租住的地方很多時間都用來看書，小說、雜文和學術類、時政類的書他都看，“人就應該多看書”。
　　李明跟單位同事合租了一套六七十平方米的房子。李明說，他現在月工資3000多元，每月800元的房租是最大的一筆開支。此外，每月還有150元水電費，吃飯700元，和朋友聚會、唱歌600元，手機費100元，交通費100元。最讓李明頭疼的是朋友結婚，他要隨份子錢。他說，按照北京的水平，只要認識就得送500元，平均下來每個月有一到兩個人情。“每個月剩不了錢，不借錢就不賴了”。
　　李明認為，網上有些人對公務員漲薪提出質疑，甚至會罵，是有一些原因和誤區的。
　　“一是他們把公務員等同於官員，但是全國幾百萬名公務員，只有很少是有實權的領導，其他的就是像我們這種基層的人。每個月打到我卡上的是3300元，轉正後能增加600元左右，就算轉正了工資也高不到哪兒去。
　　“我們在網上會看到很多報道，說公務員很清苦，下麵的評論有90%都會說，哭窮你為什麼不出來，為什麼不辭職？你說你工資少，你為什麼不把你的灰色收入、你的獎金拿出來呀？我們不能說灰色收入是完全不存在的，但是什麼叫權力尋租？用權力換取金錢、利益的是我們這些普通的公務員嗎？不是，我們手頭沒有權力。你沒有權力，別人憑什麼給你錢啊。當然，權力換金錢這種行為我們是完全抵制的，現在中央也出台各項規章制度規範領導幹部的行為，讓權力尋租沒有土壤。北京自從實行陽光工資以來，我們工資已經很多年沒漲了，我們科長的工資也就比我高3000多元，但是科長已經工作30多年了，你說這個上漲速度多慢。”李明說。
　　李明贊成對公務員財產進行公示，他覺得民眾反對給公務員加薪，就是因為信息不透明，“我一個月3000多元工資，沒有其他收入”，因此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科學的、系統的財產公示制度很有必要。“有些地方已經在試行了，阻力肯定有。國家可以從我們這一屆和前兩屆開始試行，比如在要提拔我們之前，跟我們簽財產公示協議，如果不簽，就不提拔，我覺得這樣挺好。”
　　李明說，在公務員待遇方面，他希望能有一套既能夠和個人為社會作出的貢獻相匹配，同時又能正常增長的工資機制。“起碼你要跑得贏CPI吧。物價在漲，房價在漲，工資不漲，這些年輕的公務員連家都養不起，怎麼能好好工作？”
　　過去一年裡，李明感受到了一些“待遇”上的變化。“在中央還沒有明確下達規定前，單位會定期每一兩周給大家發些福利，比如雞蛋、牛奶、水果、面等。規定出來後，就突然沒了”。
　　“說句實話，我還是挺贊成的，省得讓普通老百姓說我們拿著政府的錢什麼都發。”李明說。
　　對於公款吃喝問題，李明很堅定地告訴記者“沒有”。
　　“領導因為某件公事讓我們去陪酒，沒有。企業埋單吃喝的情況，也沒有。就算同事出去吃飯，也是自費。公款現在卡得特別嚴，辦公室買個辦公用品都要領導先簽字，財務科科長再簽字，然後才能報銷。人家企業裡面還有組織出去旅游的，我們沒有。”
　　在公車使用上，李明感到變化也很明顯：以前都是坐車的，現在不僅自己騎自行車，領導也是能騎車就騎車，公車主要是去區里領材料時用，因為要拉的東西太多，自行車拉不動。
　　工作快一年了，李明覺得自己在心境沉穩、做事考慮周全上還需要磨練。他希望能夠更好地把本職工作做好，在基層中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
　　未來，李明想去邊疆地區掛職歷練兩三年。由於政策要求必須至少在原單位工作滿四年才能提出申請，所以李明打算四年後提交申請，鍛煉兩三年後再回到原單位。
　　之所以有這個打算，他說，主要是認為自己能力還不足，年輕人需要鍛煉，尤其在基層。想去邊疆，是因為那裡相對來說偏遠一點，肯定得吃苦，更能磨練人。
　　另外，他覺得公務員晉升渠道太單一，一個科員要熬很多年才能成為領導，基本上都是以熬資歷為主，而絕大多數公務員是到不了領導崗位的。
　　他說，按照3年提拔一級來算，一個科員，3年後是副主任科員，6年後是主任科員，9年後是副處，12年後是正處，“但這種情況豈止是一帆風順，簡直就是‘坐直升機’。一般來說，沒有這樣的。我們單位有的同志40多歲了，還是副主任科員，比我高一級。照這樣的話，到退休的時候，也就混到主任科員。”
　　對於年輕人來說，需要有施展自己的平臺。李明希望通過去邊疆鍛煉，豐富自己的閱歷，以後的晉升渠道也許能更寬一點。
　　“在邊疆肯定會遇到很多在原單位不同的情況，遇到的東西多了，懂的也就更多了。”李明說。